疫情正盛的《逃避自由》閱讀

吳懷珏 Gem Wu

身為醫者，我們往往把臨床執業稱為 Practice。在《逃避自由》中，佛洛姆 (Erich Fromm) 的 Practice 則是指邏輯實踐—涵括個人的記憶、研究、實踐的所有活動，甚至人的存有特徵就是實踐活動的操勞。回到醫療場域，似乎我們穿著白袍待在醫院裡，也可稱之為 Practice。

我們不斷地在知與行之間牽起游絲般的連結，試圖將書本所學的運用到病人身上，然後，從病人身上汲取這些變化，把它捏成顯著的意義。然後佛洛姆又說了，還有個字，叫 Praxis，意思是實踐智慧的活動，它是一種實踐活動，建立在實踐智慧，無法離開現場。可被汲取的抽象化成具像可以是 Practice 但無法是 Praxis，難以量化言喻的，我們稱之為「醫療就是門藝術」的，似乎就是 Praxis。

Practice 可以是「有共病的確診患者需要吃 Molnupiravir」，而 Praxis 可以是「實際上基層取得非常困難而大家只好八仙過海各憑本事」。醫學系的訓練讓我們獲得靜態適應的能力，而當醫師才是大家各自展現動態適應(dynamic adaptation) 的開始。

有些人渴望政府成為神奇救星 (magic helper)，在某些情況下，官方又希望醫療單位成為神奇救星，而醫療人員也期待台灣社會擁有強韌的適應力來度過難關。期待他者成為神奇救星，將思考的自由一併交出，也是種權威性格的性格與態度。

個體相信透過權威的秩序控制，或是經由權威管理，可以取消自由選擇的內心衝突，以緩解身體上的焦慮不安。—佛洛姆《逃避自由》

我們如此地確定，因為懷疑是如此地難以承受。

自由與孤獨如孿生姐弟，自由使人孤立，孤立帶來自由。醫療人員忙到極致時，好像也只有確診可以同時帶來孤立與自由。而隔離，隔離所感受到的孤獨，大概也只有心理上的孤獨才能讓生理的孤獨難以忍受。

「免於受到某種侵擾的自由」與「能夠從事某種自由」兩種悖反的趨勢交織：「我不想染疫」對上「我可以出去吃頓飯」，「我不想打第三劑疫苗」對上「我能去健身房運動」。

規定誠然是規定，適用於廣大的普羅大眾。然而其中又有大大小小斑雜各異的例外，不一定能那麼快地被塞到句大的框架內。我們被化約為機械裝置中或大或小的齒輪，這部機械總是將他無法掌控的節奏強加在他身上，相較之下，根本微不足道。在此時，「讓社會順利運轉」與「個人圓滿發展」的目標並非一致，這兩種「健康」的差異，孰重孰輕亦難定奪。

佛洛姆說，「若你想販售服務，不論是服務生、銷售員或醫師，都必須擁有這種討人喜愛的人格才行。」友善、愉快及「笑容」所傳達出來的一切，都變成了個人的自動化反應，就好像電燈開關般，可以隨時開啟與關閉。身為醫療人員，將如此的外部社會性的要求內化為自身性格的一部份，我們逃離了舊式公然的權威，卻沒有想到自己又一腳踩入了另一種的權威當中。不只醫療人員，確診的、受隔離的人也是，社會默許恰到好處的焦慮擔憂與對於連累他人的歉意。社會也默許醫療人員燃燒自己。

數著逐一確診的人們，也想著何時會輪到自己。街道上輪流關閉的店家，也在消毒期滿後個個開張。在疫情伊始，我們數著淪陷的鄉鎮市，然而日日夜夜下，少見疫情的區域反而成為孤島。在真正的自由來臨前，還有著孤獨的漫漫長夜，看著微曦的天際，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著：到底何時才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