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揭，孰不可揭？—《監控類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序公民審議》淺記
Gem Wu 筆
「當你發現學生時代幫你最多的人，同時也是和政府揭露最多隱私的人，你又如何能對人保有最基本的信任？」
「不要以為線民都是那些靜靜在一邊的人。那些台上喊得最大聲、帶頭衝的最前面、在學最愛頂撞教官的，也是另外一種取向。...你甚至會發現這些人比你還激進。」
「大事諸如與黑名單人物歸國接洽，小事諸如借貸情愛家裡婚喪都給你記載個鉅細靡遺。對方亂掰你也沒法，他有證據（這份情報記錄），你沒有。」
挑了個週末的午後，與小獅去聽了促轉會委託台大社會系辦理的「監控類政治檔案開放應用政策規劃之研究」全台巡迴審議講座台南場。前來的三位老師分別為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民、中研院研究員汪宏倫，以及政治工作者劉大福。
講者為我們這些素人們提供前情提要，包括本次討論範圍為第六波的檔案徵集該如何公開。有別於前幾波的文件之處，在於此波內容主要為政府個人進行的監控。舉其中的安苑專案為例，此為1980年代對校園的監控，裡面的對象主要為大學學生（正是我們的父母那一輩）。此案一開始根於1983年彭孟緝像被噴漆及反宣傳傳單的發佈，之後被黨國體制拓展至「個別偏激學生」，乃至「異議性社團」，甚至是這些節點所發展出去的「各級社會系統」。監控的內容族繁不及備載，其中幾個爭議點，包括財務、癖好、人際網絡、線民資料...等與個人密切相關之情事。
雖然，對於揭露項目的界線被法規劃定在「生日、身份證號、地址、疾病…等」能項目，個人隱私的揭閤與否仍會與公眾利益的大纛對衝。
在論壇的後半部，我對於「資料公開方式與程度」方面提出了看法與疑問。個人認為資料的公開性應有親疏遠近之分，公共利益不應成為尚方寶劍，而資料在公開前，更應該與相關的人物進行對談。還沒講出來的是，我更認為白色恐怖受害者、被監控者應該有更大的權限決定是否公佈與自己攸關的資料，而黨政體制下的決策者與協力者應被剝除，或限制其同意權。裡面也有位約莫與我母親差不多年紀的女士起來發言，我十分認同她的話：
我們現在討論的內容大多是對個人的監控，卻看不到是誰留的記錄，甚至是誰下令執行的監控。那些主事者才是更應該被攤在陽光下的人。
然而，把主事者的遮布揭開不是完全沒阻力的。調查局的人員們，如同許多納粹德國的司法人員，也被下個替代的政權留了下來。除垢是否務盡？這會是個問題，光是那些人會怎麼掩蓋甚至銷毀證據，就足以對整個行動構成傷害。現場的學者們也表示，「真相可能帶來仇恨、和解有時必須犧牲真相」，民主轉型時期的史觀被視為「共業史觀」其情可原。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牽一髮而動全身，最怕玉石俱焚。
南非、德國都提供了不少轉型正義的例子，無論正反例都足以為我們所借鏡。我們在當中看到了當代人對過往的反思，不管是老中青哪代、涉入程度的深與淺亦然。當然，場中也出現了對於促轉過程可能引發對立的質疑。其中一個講者劉大福便舉了個南非的例子：
為屠殺行動蓋章的人一聲不坑地坐在受害家屬面前，起先他否認自己的犯行，在聽完家屬淚聲俱下的陳述後改口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到更多更多的家屬拿著受害者的相片講述受難的過程，他心裡的防備被擊潰了，他大哭、懺悔自己竟在當時那麼無感地鑄下大錯。...居然也有家屬這麼放下相片，走過去，拍拍他，說我們也只是想要一句道歉而已。
個人認為，只要這類的活動能繼續下去，越來越多人的透過對談的過程相踫、衝突、激辯、並尋求真相，終究能通往互相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