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區一個人體,到底能接上多少管路儀器;而一個人,又有多少資訊可以被提取並解析?

加來道雄(Michio Kaku)與凱文凱利(Kevin Kelly)對於未來科技無比樂觀,甚至預言人類世即將從「碳基生命」(Carbon-based life)走向「矽基生命」(Silicon-based life)。

看著手上的矽膠鼻胃管,我好像懂了什麼。

「病人發燒了,懷疑管路感染,請問他有哪些管路?」病人身上可以裝有中央靜脈導管、監測血行動力學的動脈導管、洗腎用的雙腔靜脈導管、胃或小腸造口、尿管或恥骨上膀胱造廔、化療用的人工血管、豬尾巴胸管、心包膜積液或腹水引流管、大腸造口。小小的肉身便是個在機器間的缸,液體流進了又流出,儼然是個中繼系統。阻塞的我們用一條管路引流,不夠的話兩條,不斷滲漏的我們用紗布或自己的肉身加壓,直到不再滲漏。

我到現在都還是難以理解,為何海洛威用「愉悅地緊密對接」(pleasurely tight coupling)來形容人機合體的狀態。

約翰斯特勞德將機械與機械間的人形容為一個「半途中的人」(Man-in-the-middle),他原本的意思指的是人體藉由統合操作諸如偵側儀與高射砲等儀器而成為一個人與機合體合作的狀態。此時的人機合體更像是《尤比克》的中陰身 — 雙眼緊閉,外面的人透過儀器與裡面的人對話。

中陰身處在半生半死、既生既死的臨界狀態,懸浮其間。猶如《死亡擱淺》裡在上空漂浮著牽著黑色細線的擬生物體,就這麼被沖上岸,海水退去便是一具具的嵌著管路的肉身。人的死亡不是啪一聲的就這麼發生,而是逐步的 — 肺臟心臟腦細胞慢慢停止運作。我們對於死亡的界定有如此多的歧義 — 腦死、心臟停止、呼吸停止,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的集體罷工。

移除管路通常是宣告死亡的下個步驟。可以說那是種對於純粹肉身的執著也好,怎麼來,就怎麼回去;也可以說,人類還是沒有辦法克服我們對於身體邊界的焦慮。某種程度上,安置在人體上的人造物暗示著身體機能的缺陷。

醫師把眼鏡拿下來,用衣服擦了擦鏡片。觀察者本身也是個賽柏格。坐回位子上,開始將病人拆解成一條條的資訊。

幾歲、男性女性或不明、血壓、心跳、呼吸頻率、潮氣容積、血氧濃度、體重與據身高計算出來的理想體重,海爾斯說,後人體主體是個混雜著物質與信息的實體(material informational entity),發炎指數、肝腎功能、血球數、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濃度,還有病人過去生了什麼病,他的病與感染不斷地建構與解構他的肉身。

心臟衰竭了,考慮心臟移植,如果沒有移植,我們用心室輔助器撐著;肺臟幾乎纖維化老化?我們沒有尤比克,無法讓你青春永駐,但我們可以等等看捐贈的肺。我們有人工髖關節與人工膝關節,人工水晶體、全瓷牙冠、人工血管。腎功能衰竭,洗腎或者移植,兩個選項還是逃不出成為拼裝或橋接的賽柏格。

醫師們似乎比作家們更早體悟到父母給我們的肉身就是個我們學會操作的原始義肢,只是未能將之付諸紙筆。在用其他義肢擴展或更換原始義肢的實踐中,自然到不覺得此舉早已改寫了人類的定義。

新的一週還是會再來,醫療人員在偌大的醫療體系輪班與代謝。線性的迴歸或永劫的回歸,我們看著病床上的病人,然後還有個更龐大與莫以名狀的事物看著我們。

一切言說都是觀察者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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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珏 Huai-Chueh Gem Wu

在薩依德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框架下,東方本土知識份子以西方的東方學者所建構出的東方來看待自己的母文化,就是個東方化的東方(Orientalized orient)。然而,當我們拿來批判此一現象的工具,不也是西方學者產出並經過西方學術文化肯認的產物?難道一切經歷科學化的學術體系的認可,會因為科學方法出自西方世界,而把其產出物視為西方的衍生物嗎?在交流豐富錯雜的狀況下,在追求普世性上,是否還有標示東方西方的必要?

如將西方文化圈與東方文化圈視為兩個組成不盡相同的細胞,在細胞與細胞透過離子通道 (pore) 的接合中,被允許通透的離子達成動態平衡。此時,以離子的角度出發,在任一細胞中的差異性不大,反而是胞器內在離子通道不存在的狀況下,胞器內外反而比細胞間有著更大的差異。如此的狀態,可視為一種均質的異質 (The Homogeneity of Heterogeneity)。

當兩個細胞的聚合體 (complex) 與第三個細胞結合,原本的恆定平衡 (homeostasis) 被打破,離子從聚合體散逸到新加入的細胞,反之亦然。均質的異質狀態仍存在,新的恆定達成。重複是對抗法則的,新的恆定無法為舊恆定之重複。

均質的異質態亦可與德勒茲「全球相對/在地絕對」的理論呼應,不同的個體身處總體性背景的宰治中,而又因個體所處位置給定的視野具特定角度,由自身為原點構出個屬於自身的地平面,此種地平面與總體性背景一樣無可逃避。

然而,均質的樣態除了取決於參與其中的個體或元件,亦取決於溝通/交換的通道:何者被允許使用/進出的方向性/時機與啟動的條件。

在試圖描繪均質的異質樣態時,使用柏拉圖式的反手 (platonic backhand) 將暴漲的喧囂拉平成簡約直線,尋求共同的均質,正手 (forehand) 正視了異質間的眾生百態。正手反手間,難以同時看到兩面的全貌,只能透過不斷地翻覆正反手以克服身處三維視角的侷限。

均質的研究中為了有效地去除噪音/雜訊 (noise) 以便歸納物質屬性,常將研究對象放置入不受干擾的封閉系統 (closed system) 中。然而均質實驗的限制與優勢在於將一定程度的異質性視為噪音,其限制正如將異質的腫瘤細胞種到培養皿中,篩選出此環境中最具生長優勢之細胞。忽視異質性的實驗對於可外推性 (extrapolation) 造成傷害,然而忽視異質性卻也是模型實驗中重要的一環。

強制均質 (forced homogeneity) 與自動均質 (free homogeneity) 同樣都可以達成動態平衡,差異在維繫平衡所付出的能量成本 (energy cost)。自動均質可在通道建立下而自然存在,強制均質則需要透過額外花費能量遂行驅趕、收羅、並置離子之目的。強制均質基於其目的性之限縮而在面臨變動時,為了重複而付出更大之代價,呈現「緊繃/危險」而閃避「鬆動/安全」的狀態。

圖表一呈現物態動向由「異質的均質」(Heterogenic homogeneity) 至「均質的異質」(homogenic heterogeneity) 態。

完全的異質的異質 (heterogenic heterogeneity) 在週期回歸的視角下難以存在,而均質的均質則需要強力來持續不斷地將異質打破並拆解改造成均質而難以永久存在。均質的創造將收歛至一個重要而難解的問題:「我該怎麼選擇培養皿?」

reference :

Beard, J. (2000).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Knowledge Technology & Policy, 13(1), 114–114.

Thomas, A., Desai, P., & Takahashi, N. (2022).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 patient-centered approach to bridge the valley of death. Cancer Cell.

Cifuentes Quin, C. A. (2019). The Platonic Forehand and Backhand of Cybernetic Architecture. Leonardo, 52(5), 429–434.

Deleuze, G. (1996). Repetición y difer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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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珏 M.D. 筆

Nature 整理了 Time management for scientists 系列,本篇文章為十幾篇文章的總彙,想說也來節省一下大家的時間。

對科學家而言,犠牲休閒時間以便執行下個實驗、寫論文與開會的壓力可以是隱微的,甚至有些還不那麼隱微。然而,也有不少科學家表示,這些休閒時間讓他們在研究上更能砥礪心志、建立信心與減輕壓力。

教量化方法學的 Bailey Sousa 教授則表示,「人們(研究者)隱藏自己的嗜好,或者假裝自己在工作以外沒有做什麼事,因為他們會擔心其他人會怎麼想。」但這樣的風氣逐漸在改變。英國醫學科學研究院開啟了「醫科生活運動 (MedSciLife campaign) 」來分享研究者們從事其他非學術性工作的生活。

有篇 2008 年的研究顯示,諾貝爾獎得主中的科學家們比其他同行有更高的機率(約1.5倍)從事藝術與工藝等休閒活動,而這兩群人自我報備的智商並無顯著差異 (R. Root-Bernstein et al. *J. Psychol. Sci. Technol.*1, 51–63; 2008)。

化學家 Tony Ryan 兼副校長在任人選才上,表示自己不會想要給「只關注研究」的學者們工作,他說,「我們除了想知道你是優秀的研究人才外,也想知道你是個可以平衡生活的人,使學生們更能感同身受。」

然而,似乎不是所有的非學術嗜好都那麼地為人接受。物理學家 Sean Carroll 甚至有感而發地寫到:「所謂能被接受的嗜好包括跳傘、彈吉他、煮飯,啟人疑竇的嗜好包括各種寫作、寫程式、開公司…你問我為什麼?因為從事這些活動代表你有可以做研究的時間啊!」

有些人則試著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興趣結合,像是生物學家投入對於運動醫學的研究、腦科學家研究音樂對於認知功能的影響,還有科學家基於認知神經醫學製作音樂專輯,獲得音樂獎項提名。

腦神經科學家 Viskontas 知道在較短較多元的狀態下大腦學得更快,她運用認知技巧,讓需要 4–8 小時的練習縮短成半小時。「我成功地用神經科學破解了我自己的練習時間。」

在許多研究者過勞的學界中,這些嗜好某種程度上也平衡著研究者的身心。平衡是個動詞而非名詞 (Balance is a verb, not a noun.)。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不是一個你可以「修好」的東西,它是個需要持續不斷地練習、綵排而且反省的功課。(work–life balance is not something you fix. It’s something you’re constantly practising and rehearsing and reflect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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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兩條線。」「我確診了。」「我有接觸史,現在有症狀。」隨著感染的人數爬升,我們越來越習慣這種看似隱晦實則明確的敘述。 醫師也是,我們用不同的語彙代稱許多疾病,一開始的未明示肺炎、武漢肺炎、冠狀病毒感染,到最後專有名詞的敲定,畫出醫學對疾病認知的取徑。古柏曼 (Jerome Groopman) 曾在《紐約客》寫道:「語言對醫術而言,便和聽診器和手術刀一樣重要。醫生所使用的詞彙中,又以他對疾病的稱呼最具影響力。疾病名稱會成為患者身份認同的一部份。」當醫師告知病人:「你確診新冠肺炎了。」隨之而來的,除了獲得了新的病人身份外,還有接連串的隔離、服藥,以及對自己近一週來接觸過親友的各種抱歉。 當我們用軍事詞彙形容疾病:防疫視同作戰、殲滅病毒,站在健康對面的,是病毒,還是罹病的人?疾病作為生命的暗面,依桑塔格的說法,是一種「較幽暗的公民身分」,而「每個來到這世界的人都握有雙重公民身分──既是健康王國的公民,也是疾病王國的公民。」總有一天,每個人會拿到疾病護照,往疾病的國度邁進。誠如臉友趙麟宇醫師所述,染病隔離的過程,是一種「通過儀式(Rite de Passage,英文為 Rite of passage),會使得未染疫與已染疫成為兩個不同的族群。」此言,與《疾病的隱喻》不謀而合。在美國,為了讓醫療人力不至於匱乏到崩潰,已開放確診醫療人員回醫院照顧確診患者。

「快篩兩條線。」「我確診了。」「我有接觸史,現在有症狀。」隨著感染的人數爬升,我們越來越習慣這種看似隱晦實則明確的敘述。

醫師也是,我們用不同的語彙代稱許多疾病,一開始的未明示肺炎、武漢肺炎、冠狀病毒感染,到最後專有名詞的敲定,畫出醫學對疾病認知的取徑。古柏曼 (Jerome Groopman) 曾在《紐約客》寫道:「語言對醫術而言,便和聽診器和手術刀一樣重要。醫生所使用的詞彙中,又以他對疾病的稱呼最具影響力。疾病名稱會成為患者身份認同的一部份。」當醫師告知病人:「你確診新冠肺炎了。」隨之而來的,除了獲得了新的病人身份外,還有接連串的隔離、服藥,以及對自己近一週來接觸過親友的各種抱歉。

當我們用軍事詞彙形容疾病:防疫視同作戰、殲滅病毒,站在健康對面的,是病毒,還是罹病的人?疾病作為生命的暗面,依桑塔格的說法,是一種「較幽暗的公民身分」,而「每個來到這世界的人都握有雙重公民身分──既是健康王國的公民,也是疾病王國的公民。」總有一天,每個人會拿到疾病護照,往疾病的國度邁進。誠如臉友趙麟宇醫師所述,染病隔離的過程,是一種「通過儀式(Rite de Passage,英文為 Rite of passage),會使得未染疫與已染疫成為兩個不同的族群。」此言,與《疾病的隱喻》不謀而合。在美國,為了讓醫療人力不至於匱乏到崩潰,已開放確診醫療人員回醫院照顧確診患者。

當我早上快篩陽性,依感染管制人員指示在急診採完 PCR,回家居家隔離時,媽媽的電腦剛好播音樂劇《吉屋出租 RENT》的 Will I。裡面的歌詞只有四句,受疾病折磨的人們反覆輪唱著:「我會不會失去我的尊嚴? Will I lose my dignity? // 會有人關心我嗎?Will someone care? // 我是否能夠在明天 Will I wake tomorrow // 從惡夢中醒來? From this nightmare?」頓時感覺到現實與作品間互為隱喻。

不過現實化解了歌詞的擔憂。也謝謝身邊人的關心與體諒,在急診外訓的住院醫師備受關心。在一個個私訊,向身邊的人告知確診、取消相約的過程中,也是個感受到善意的過程。

當新冠肺炎這個疾病逐漸被釐清、治療率上升,疾病的隱喻必定發生重大的改變。一年多前,藥物還沒開發成功、疫苗施打率向未普及,一個個的確診,我們對這個疾病的恐懼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嚴加檢視個案的足跡,生怕有一絲時間與空間上的重疊。2022 年的 Omicron 變異株,在病情表現更為輕微卻更為廣泛的狀況下,我們也感受到社會對疾病想法的轉變。2021 年時,它被貼上常去風化場所的標籤,2022 年的這幾個月,反而「沒有認識的人確診」這件事會被視為沒朋友,說不定再過幾個月,沒有確診才被當作沒朋友(還是先不要好了)。

居家隔離的七天,或許會改寫我對時間的感受。時間彷彿脫了臼,別人的時間在行進,別人在醫療的場域上照顧病人,而我卻關在家裡。作為一個閒不下來的人,我也很想像《長路》裡父親的絮語所述:「沒有待辦事項,每個日子都聽從自己的旨意;時間,時間裡沒有後來,現在就是後來。」然而,然而,正式接到 PCR 結果的我,卻還是列下了一串待辦待讀清單。隔離即使在現實中是生理的孤獨,心理的踏實卻不會讓一切難以忍受。也感謝家人,為了照顧生病的親人,往往必須放棄或犠牲事業,而面對疾病與染疫的風險,也有一定的壓力。謝謝家人以及身邊的親友,還有醫院因應我們這種染疫醫療人員的措施與支持。

[1] Jerome Groopman 更多在 The New Yorkers 的文章,可參考此網頁 https://www.newyorker.com/contributors/jerome-groopman

[2]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3] The Washington Post. Stressed hospitals are asking workers with covid to return — even if they may be infectious.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2/01/23/hospital-workers-covid-isolation-cdc/

[4] Will I — Musical R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qrSmwwvBI&ab_channel=St.Jacob%27s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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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珏 Gem Wu

身為醫者,我們往往把臨床執業稱為 Practice。在《逃避自由》中,佛洛姆 (Erich Fromm) 的 Practice 則是指邏輯實踐—涵括個人的記憶、研究、實踐的所有活動,甚至人的存有特徵就是實踐活動的操勞。回到醫療場域,似乎我們穿著白袍待在醫院裡,也可稱之為 Practice。

我們不斷地在知與行之間牽起游絲般的連結,試圖將書本所學的運用到病人身上,然後,從病人身上汲取這些變化,把它捏成顯著的意義。然後佛洛姆又說了,還有個字,叫 Praxis,意思是實踐智慧的活動,它是一種實踐活動,建立在實踐智慧,無法離開現場。可被汲取的抽象化成具像可以是 Practice 但無法是 Praxis,難以量化言喻的,我們稱之為「醫療就是門藝術」的,似乎就是 Praxis。

Practice 可以是「有共病的確診患者需要吃 Molnupiravir」,而 Praxis 可以是「實際上基層取得非常困難而大家只好八仙過海各憑本事」。醫學系的訓練讓我們獲得靜態適應的能力,而當醫師才是大家各自展現動態適應(dynamic adaptation) 的開始。

有些人渴望政府成為神奇救星 (magic helper),在某些情況下,官方又希望醫療單位成為神奇救星,而醫療人員也期待台灣社會擁有強韌的適應力來度過難關。期待他者成為神奇救星,將思考的自由一併交出,也是種權威性格的性格與態度。

個體相信透過權威的秩序控制,或是經由權威管理,可以取消自由選擇的內心衝突,以緩解身體上的焦慮不安。—佛洛姆《逃避自由》

我們如此地確定,因為懷疑是如此地難以承受。

自由與孤獨如孿生姐弟,自由使人孤立,孤立帶來自由。醫療人員忙到極致時,好像也只有確診可以同時帶來孤立與自由。而隔離,隔離所感受到的孤獨,大概也只有心理上的孤獨才能讓生理的孤獨難以忍受。

免於受到某種侵擾的自由」與「能夠從事某種自由」兩種悖反的趨勢交織:「我不想染疫」對上「我可以出去吃頓飯」,「我不想打第三劑疫苗」對上「我能去健身房運動」。

規定誠然是規定,適用於廣大的普羅大眾。然而其中又有大大小小斑雜各異的例外,不一定能那麼快地被塞到句大的框架內。我們被化約為機械裝置中或大或小的齒輪,這部機械總是將他無法掌控的節奏強加在他身上,相較之下,根本微不足道。在此時,「讓社會順利運轉」與「個人圓滿發展」的目標並非一致,這兩種「健康」的差異,孰重孰輕亦難定奪。

佛洛姆說,「若你想販售服務,不論是服務生、銷售員或醫師,都必須擁有這種討人喜愛的人格才行。」友善、愉快及「笑容」所傳達出來的一切,都變成了個人的自動化反應,就好像電燈開關般,可以隨時開啟與關閉。身為醫療人員,將如此的外部社會性的要求內化為自身性格的一部份,我們逃離了舊式公然的權威,卻沒有想到自己又一腳踩入了另一種的權威當中。不只醫療人員,確診的、受隔離的人也是,社會默許恰到好處的焦慮擔憂與對於連累他人的歉意。社會也默許醫療人員燃燒自己。

數著逐一確診的人們,也想著何時會輪到自己。街道上輪流關閉的店家,也在消毒期滿後個個開張。在疫情伊始,我們數著淪陷的鄉鎮市,然而日日夜夜下,少見疫情的區域反而成為孤島。在真正的自由來臨前,還有著孤獨的漫漫長夜,看著微曦的天際,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著:到底何時才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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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珏 Gem Wu 筆 醫生至少當了兩年,讀過的文學書也累積了一些。不過呢,病友寫的文字,回想起來,我讀過的著實不多,想起來也頗為慚愧,畢竟每天工作面對的就是病人。在拿到《腎友川柳》詩集的當天,不到一個小時便把它讀完。 一個月的腎臟科即將期滿,有時竟覺得自己的生活與腎友相差無幾。夜不成眠的晚上,隔壁床瞻妄下發出來的亂吼與我們狂震的公務機交替呼應;我們同樣數著洗腎的日子與排程,這天可以,那天太滿,這些要求很難執行。每天接近二十床的緊張突然出院剩下十三床,竟頓覺輕鬆,連準時四點半下班都成為一種本科新的可能。 抽號碼牌 > 裝水 > 領錢 > 批價 > 領藥 > 打針 > 回家 排程的能力變好了 〈系統化〉 而住院醫師的版本會是:你想出院或主治醫師說可以出院 > 向護理師要剩下的自備藥並一顆顆數算 > 幫你約回診(會特別注意你習慣在什麼地方看診順便幫你掛其他科還會特別安排在同一天以免你舟車勞頓)> 幫你整理你住院過程的所有狀況並寫成病歷摘要印出來 > 幫你依著住院洗腎醫囑與你各種電解數質以及習慣等開出洗腎醫囑(也是要印出來蓋上我們的小紅章)> 打電話拜託人家安排個洗腎床位 > 幫你開足夠量的量回診(有些人還會順便多要一些其他藥帶回家這時忙碌的住院醫師陷入服膺健保還是服務你方便的兩難)> 再加上一疊門診收血X光 > 拿給護理師結束這一回合 > 前面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人有什麼意見或狀況,有可能要再來過一次,狀況當然也包括突然不想出院。

住院醫師在腎臟科讀《腎友川柳》
住院醫師在腎臟科讀《腎友川柳》

吳懷珏 Gem Wu 筆

醫生至少當了兩年,讀過的文學書也累積了一些。不過呢,病友寫的文字,回想起來,我讀過的著實不多,想起來也頗為慚愧,畢竟每天工作面對的就是病人。在拿到《腎友川柳》詩集的當天,不到一個小時便把它讀完。

一個月的腎臟科即將期滿,有時竟覺得自己的生活與腎友相差無幾。夜不成眠的晚上,隔壁床瞻妄下發出來的亂吼與我們狂震的公務機交替呼應;我們同樣數著洗腎的日子與排程,這天可以,那天太滿,這些要求很難執行。每天接近二十床的緊張突然出院剩下十三床,竟頓覺輕鬆,連準時四點半下班都成為一種本科新的可能。

抽號碼牌 > 裝水 > 領錢 > 批價 > 領藥 > 打針 > 回家 排程的能力變好了 〈系統化〉

而住院醫師的版本會是:你想出院或主治醫師說可以出院 > 向護理師要剩下的自備藥並一顆顆數算 > 幫你約回診(會特別注意你習慣在什麼地方看診順便幫你掛其他科還會特別安排在同一天以免你舟車勞頓)> 幫你整理你住院過程的所有狀況並寫成病歷摘要印出來 > 幫你依著住院洗腎醫囑與你各種電解數質以及習慣等開出洗腎醫囑(也是要印出來蓋上我們的小紅章)> 打電話拜託人家安排個洗腎床位 > 幫你開足夠量的量回診(有些人還會順便多要一些其他藥帶回家這時忙碌的住院醫師陷入服膺健保還是服務你方便的兩難)> 再加上一疊門診收血X光 > 拿給護理師結束這一回合 > 前面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人有什麼意見或狀況,有可能要再來過一次,狀況當然也包括突然不想出院。

老實說,我這時才真切感受到為何醫學系要選出我們這些會考試的人來,因為這些不太需要醫學知識的文書工作細心檢查、將工作系統化,才比較不會浪費紙。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在做什麼?←開始瞻妄。抬頭一看時鐘,好像每天都可以達到一六八斷時的標準,毫不費力。

因為看醫生

延誤了一餐

醫生也是〈誤餐〉

手開始抖後,才偷偷跑去吃了護理師塞給我的巧克力霸。

看了五六個醫生

沒有一個醫生

看起來健康〈醫生你還好嗎〉

不過也謝謝提醒,為了不要變成那種叫病人運動自己卻不動的醫生,每次值班後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後能到相對不群聚的健身房運動。然而自己與時針競走時還是往往落敗,右下角跳出來的工時提醒彷彿也是種自己效率不彰的提醒。

沒有盡頭的

東西最可怕不是嗎

所以病來了〈盡頭〉

最可怕的是十一點快到事情還沒做完時,病(人)來住院了。(然後我們又要多留個一小時)

今天越來越像

昨天

再病幾年

明天

也會變得像昨天〈無時間感〉

忙碌時的確會如此,還好查房時主治醫師熱心教學、見習的學弟妹也用心發問,才在日復一日的薛西佛斯式重訓中獲得一些意義與知識的喜悅。也對於這個月跟的學弟妹有點慚愧,在其他科還有辦法把晚上讀的內容與學生們分享,這幾週實在難以達到這個目標,頂多只能利用重訓的空檔查查醫學文獻與研究來補足自己知識上的匱乏。

這個月看起來人力的確也吃緊,總醫師也努力地讓大家工作能相對平均,身邊的住院醫師同事們也常常忙不過來。說件好笑的事,有個護理師跑來問我某床為什麼要某種藥,我說我沒什麼印象,讓我打開醫囑系統看看,才發現不是我的病人,她說,欸,拍謝啦,吳醫師你病人最多我才以為是你的。不過也謝謝總醫師,在代班上也做了些調整,才不至於在臨床崩潰。

手指翻撥疾病隱喻的時候,是否也在旁觀他人之痛苦?相比之下臨床工作中除了肚子會餓到痛以外,還不至於到痛苦的程度。疲累嗎?我也不知道。總覺得幾乎在醫院工作的人都滿疲憊的,大概只有特休或是確診才能喘口氣。

讀到這本《腎友川柳》,其中對於自身情境的反思與喜劇化,甚至讓醫生有種被病人同理的感覺。讓我這個住院醫師不只離苦,某種程度上也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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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Wu 吳懷珏 筆

當你在進行行為藝術時,這裡有的是尖刃和你的鮮血;當你只是在表演,那些只不過是蕃茄醬,而你永遠不會傷到自己。

這句評語正是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所有展演的寫照。高美館的牆上,微暗的是她經年累月下的戰痕。

大學時她便用自己的鮮血向群眾傳達訊息,在公開的場合,她甚至麻痺自己的感覺,在前頭擺放玫瑰、槍枝、刀子,任憑經過的群眾為所欲為。好奇,出於惡意的好奇,人們用刀子在肉體的畫布上抹出血痕,甚至還將手槍上膛,抵住她的太陽穴,這時才有驚恐的旁觀者插手阻止。

在2010紐約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她的作品,以”The Artist is Present”為名,Marina端端地坐在裡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坐在裡面,注視觀眾,也讓觀眾注視她。

這次沒有刀也沒有血,卻直達身體極限。

“This is about limit.” 她說,癱在牆上。

行為藝術有趣在地方在於它是個極為受限的表現方式。視覺藝術可以透過影像保存,表演藝術可以透過錄影錄音;但行為藝術卻只處在特定的表演者、觀者與時間場地,稍縱即逝。

“Marina是個將時間視覺化的藝術家,在空間中以身體面對觀眾,提取展演者的生命片段作為籌碼。”

臨場的震撼與互動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尼采的永劫回歸觀中,它就像絲毫沒有發生過。

科技的便利賦予重現的可能,我也不禁思考,什麼又是可取代,而什麼不可取代呢?海量複製品淹沒原作,卡拉揚的指揮棒到他死後還繼續揮著,沒有去過德國,也能看到pina bausch的舞團演出春之祭。

似乎,似乎,似乎有了檔案的保存,我們不再珍惜接觸時的體驗。

一兩周前和朋友臨時起意,去高雄看了行為藝術的展;衝著Marina的作品去的。

在那之前受他推薦,看了Marina的紀錄片:凝視瑪麗娜(The Artist is Present),隱隱然覺得現場震撼應該更大,只可惜這個行為藝術的展場沒有行為藝術家,欸我是否要求太多?

門口做了Marina和她(前)男友的作品:imponderable。高美舘把它翻作”無法估量”,但我更喜歡把它翻作”未解”/”無法思索”。的確,imponderable有不可計算、不可猜測之意,但用估量形容,似乎把整個作品簡化為和距離相關的、量性的與充滿數據的樣態。

這個作品有趣的地方在於觀察人們的反應,臉色也好、有沒有注意展演者也好、面向男生或女生…,來來往往的面孔成為模糊的眾生相,人生的比喻。

明確的主題,簡單的行動,穿插裸露與鮮血等元素,件件作品扯動著觀展者的胃。

這一區旁邊是小野洋子的錄像:剪碎,1985。以東方女性特有的沉靜,低眉讓素昧平生的路人一刀刀剪下衣服。

震驚無法以筆墨形容,親身看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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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 Wu 吳懷珏 M.D.

Gem Wu 吳懷珏 M.D.

醫生。雖然臨床好玩,也不願意放棄研究、聽講,以及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