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布瑞案：消失的小生命》(The Trials of Gabriel Fernandez) 心得
這幾天邊做家事，邊看的是最近釋出的兒童虐待審判紀錄片《蓋布瑞案：消失的小生命》(The Trials of Gabriel Fernandez)。
Netflix 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可以把乍聽之下過於嚴肅的司法案件，做成六集五個多小時的迷你影集，引人入勝到不忍棄坑。
這部片釋出後就在幾天衝到了 Netflix 美國區的榜首，台灣的榜首還很無奈的是《愛的迫降》。
摘要與心得：
1. #醫療人員的責任
故事的開頭，源於一通打給救護隊的求救電話。之後觀眾們和搶救的醫事人員們慢慢發現，這個垂死小朋友身上有大大小小、新舊交雜的傷。
常規的醫療訓練中，有特別幾堂課在教第一線的醫事人員如何辨識出兒虐的警訊 (red flags)，包括嬰兒搖晃症候群 (shaken baby syndrome)。
然而，在案例討論中，我們也瞭解到現實的限制。有些個案會讓我們高度懷疑，卻總是無法肯定，畢竟專業訓練中，也包括忍住妄下結論的直覺反射。
蓋布瑞這個八歲小朋友身上的傷，再加上各種人證物證，都直指這是個兒虐的個案。為什麼他直到瀕死才被醫療端通報兒虐？
影片指出，他其實有各種可以被叫去醫院驗傷的機會，只是系統並沒有那麼積極引入醫療資源。
2. #家庭成員動態關係
蓋布瑞並不是家裡唯一的小孩，他還有一個哥哥與一個姐姐，但他卻是家裡唯一被集中身體精神虐待的小孩。兒童心理專家解釋，這叫「代罪羔羊 (scapegoating)」，意思一位家庭成員承擔了所有家庭成員面臨的苦難，成為他們的出氣口。
他的哥哥與姐姐其實也有出庭作證，他們所經歷到的恐懼與自責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這個影片中，就算再可惡的施暴被告，都有可憐之處。
蓋布瑞的母親其實有著智力障礙，她小時候就被強暴與輪暴過，很快地就輟了學，也很快地懷了孕，男友一個個地換，成為三個孩子的媽。
許多兒虐個案的核心，其實是「一個受傷的孩子製造更多受傷的孩子」。
3. #司法審判的微妙
影片訪談了一個個的陪審員，揭露陪審團制的優點與限制。
除了一位華裔土木工程師外，幾乎所有的陪審員都希望被告（受害男童母親的男友）接受死刑。訪談微妙地揭示了人們的情緒隨著詰辯高漲，也都希望透過判處死刑來「給蓋布瑞」一個公道。
檢察官求處死刑的理由為蓄意謀殺，但蓋布瑞的死亡其實也有不小的可能為過失殺人，蓄意的是身體虐待。
老實說，我滿同意這位反對投下死刑票的工程師的論點。感性上我們希望對方付出代價，但理性上我們知道他再怎麼可惡，裁處死刑罪名一來不符其實，二來消解了憤怒群眾的情緒後， so what？真正應該要檢討的是屢屢接到警訊卻作為甚少的社會體系。
4. #社福機構的官僚與無奈
影片中的被告不只是兩位加害者，另外還有四位社工顫顫巍巍地站在法庭，面對偽造文書與兒童虐待的指控。
在訪談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有些社工在文件上有紀錄不詳實之處（比如：應該要評估兒童身體狀況時卻未評）、過於相信主要照護者的謊言而不去多方求證等。
本片也指出這些社工的工作量甚大，一個人手上同時就有二三十件個案，而且還要持續家訪，另外他們其實是受僱於政府 BOT 出來的社福營利機構。而這個機構 Maximus 其實每年還是可以得標、營利，即使沒有達到 BOT 條約裡所訂定的標準。
「官僚系統傾向保護系統本身，而不是人民」，這句話講的不只是社福機構，還講的是拒絕將內部資料交給本審檢察官的警政系統。這四個社工的確有失誤之處，但他們也是整個體系失能之下的代罪羔羊。
其實我自己更深的感觸是，美國這個事事要求 SOP 國家，在面臨系統失臨時，不抵抗就會被吃掉，抵抗或許也會失敗，至少在無力感襲來之餘還有一絲悲壯聊以安慰。
